此消彼长：伊斯兰与基督教文明间的互动
文章来源：《历史教学》2002年第8期
众所周知，中东的耶路撒冷不仅是犹太教的“圣城”，还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 “圣城”：对于基督徒，这里是耶稣殉难和复活的地方；而根据伊斯兰教的说法，先知穆罕默德从麦加神秘夜行至此，并从这里升入天国。耶路撒冷见证了同样发源于中东地区的具有亲缘性的三大一神教的虔敬与热诚，更见证了一神教们基于真理独占情结，而对它的排他性占有和亵渎。638 年，阿拉伯穆斯林从基督徒拜占廷人手中夺占耶路撒冷，969 年，统治权转归埃及穆斯林时，城内许多基督教教堂被夷为平地。1071年，皈依伊斯兰教的塞尔柱突厥人占领耶城，对来此朝圣的基督徒颇多滋扰，从而激起十字军东征。1099年，基督教十字军征服耶城，大肆屠戮穆斯林和犹太人，耶城成为中东十字军王国的首都。1187年，埃及穆斯林重新占领耶城，到 1244年间耶城曾两度被十字军夺回。1517年
另一支穆斯林——— 奥斯曼土耳其征服耶路撒冷，直到 400年后，即 1917年，信奉基督教的英军进入。一战结束之前的耶路撒冷大致如此。耶路撒冷（irshalom），希伯来语意为 “和平之城”，这个称呼不期成为对它的多桀经历的巨大反讽。而上述耶路撒冷的历史还只是伊斯兰与基督教两大一神教文明之间
在更大范围的冲突的一个侧影。
在汤因比看来，自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亚历山大东征以来 （包括罗马对地中海东部的征服），希腊（罗马）文明对叙利亚文明 （即中东地区）构成长达千年的挑战，后者则尝试了五次形式各异的应战。前四次包括，公元前 2世纪伊朗帕提亚王国将罗马的势力逐出幼发拉底河以东；犹太人于公元前168—前166年抗击希腊化的塞琉古人，公元 66—70年抗击罗马人；以及聂斯脱里派基督徒和一性论派基督徒与正统基督教之间的抗争。总的说来，这四次应战成效不大，至多具有局部意义。只是到最后一次，古老的叙利亚文明在注入了阿拉伯人的新鲜血液后开始伊斯兰转型，才借以将希腊 （罗马）文明的势力完全逐出，此时已是公元后7世纪。在穆罕默德和其后诸哈里发统治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文明不仅重续被打断的叙利亚社会的统一进程，而且其蕴涵的能量很快溢出传统叙利亚文明的范围。在伊斯兰教诞生仅36年后，即669年，阿拉伯人即渡海围攻拜占廷的首都、基督教的东部首府君士坦丁堡，从而拉开了与基督教在地中海世界角逐的序幕。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而后又进行了两次，分别在674-680年和716年，但三次进攻均被击退。阿拉伯人撤回叙利亚，阿拉伯-拜占廷战线也因之回移安纳托利亚半岛，双方战事在此呈胶着、拉锯态势，不分胜负达三个世纪。10 世纪后半期，拜占廷在强悍的 “马其顿王朝”时期曾一度深入叙利亚，占领阿勒颇等沿海城镇，但攻势未能持久，又被逐回安纳托利亚。这样，安纳托利亚成了两宗教在地中海东端对峙的前沿，欧洲的基督教越过它的自然边界，波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耳海峡，将势力延伸于此。
穆斯林在东端被迫撤离欧洲的同时，711年，他们在西方成功地突破直布罗陀海峡，进入伊比利亚半岛，西哥特王国土崩瓦解。到732年已越过比利牛斯山，到达法国南部，在这里被查理大帝击败后退回北西班牙，在此与基督教复国势力呈胶着、拉锯态势亦达三个世纪，并且也是在10世纪下半叶，穆斯林在强悍的倭马亚王朝时期曾对北部基督教地区大举进攻，一如同时期“马其顿王朝”对伊斯兰世界的进攻。这样，伊比利亚半岛成了两宗教在地中海西端对峙的前沿。中东和北非的伊斯兰教将势力越过它的自然边界，直布罗陀海峡，延伸至此。
不过，无论“马其顿王朝”，还是倭马亚王朝，都只逞一时之强。1071年，塞尔柱突厥人于幼发拉底河上游的曼西克特一役大败拜占廷军队，皇帝罗穆勒四世被俘，安纳托利亚大部尽归塞尔柱。大体同时，1085年，西班牙的基督教复国势力展开反攻，从穆斯林手中夺得托勒多这个原西哥特王国的首都。
战败方回望海峡对岸，向背后的宗教大本营求援。于是，欧洲基督教阵营在1096年以后连续组织十字军东征，解除了塞尔柱对巴勒斯坦等地的占领，将拜占廷的覆灭又推迟了几个世纪，尽管拜占廷也是东征事业的受害者——十字军在拜占廷境内反客为主，建立独立的“拉丁帝国”；同样的，在西端，1086年，来自北非柏柏尔族的两万穆拉比兑人在巴达霍斯附近大败基督教复国势力，使西班牙的穆斯林政权又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存在，尽管穆拉比兑人也是反客为主，在这里建立了穆拉比兑王朝。
大约一个世纪以后，被暂时遏止的进攻势头重新恢复。在安纳托利亚，到12世纪末，塞尔柱把战线推到波斯普鲁斯海峡，14世纪，更为强悍的奥斯曼土耳其接替了他们的位置，并于1354年在对岸欧洲取得第一个立足点——加里波里。在伊比利亚，1212'年十字军在托罗萨一役几乎使穆斯林60万大军全军覆没，1340年十字军在萨拉多的胜利更粉碎了穆斯林东山再起的幻梦。1415年，葡萄牙在对岸非洲占领了第一个立足点——休达。
到这个阶段，无论是拜占廷，还是西班牙的穆斯林政权，都已是国运日蹙，无力回天。如果不是有意外的灾难降临到对手头上，它们的限数本来指日可待。1402年，新近崛起于中亚的帖木儿帝国大败奥斯曼军队，苏丹巴叶齐德被俘后忍辱而死，四个儿子为争夺继承权厮杀不已，直到1413年才重归统一，又经过几十年的准备，才于1453年攻下君士坦丁堡，延续千年的拜占廷帝国终于被打入棺木。西端，在复国运动中崛起的卡斯提、阿拉冈以及葡萄牙诸基督教王国，在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前提下，为争夺胜利果实萁豆相残，再加上阿拉冈东部农民的大规模暴动，使最后一个穆斯林王国格拉那大直到1492年才被攻下。君士坦丁堡和格拉那大的陷落，分别在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激起强烈反应，但都没有导向类似前述的大规模干预和报复，尽管格拉那大曾向奥斯曼求助，正如五十年前君士坦丁堡向基督教诸国徒劳地求助。
从地缘-文化的角度看，安纳托利亚半岛之归于伊斯兰世界，伊比利亚半岛之归于基督教世界，既顺理成章，又应是上述宗教与文化冲突的最终结局。但在这场冲突的背景下得以强大的奥斯曼与西班牙皆不满足于现状，而是继续向海峡对岸的大陆方向扩张其军事和宗教势力，安纳托利亚和伊比利亚进而成为这种扩张的后方基地。
1529年，奥斯曼进攻欧洲的维也纳受挫，同年，西班牙从非洲的阿尔及尔被逐。之后，两国重整旗鼓，西班牙于1535年拿下突尼斯，奥斯曼于1541年攻取布达城。是为两国扩张之极限，因为此时的两国都不得不回头应付来自宗教同盟内部的挑战，西班牙的对手是法国和新教徒，奥斯曼的对手是伊朗和什叶派。不过，伊比利亚半岛的另一个国家葡萄牙此时已绕过非洲海岸，正在红海地区与奥斯曼作战。早在15世纪初葡萄牙亲王亨利就亲自组织了对非洲西海岸的探险。这种探险并非全然由物质利益驱动，而很大程度地也是由他个人的宗教狂热所驱动。他不仅关注十字军运动的本有样式——在地中海区域进行针对土耳其人的战争，而且设计出运动的全新样式，即从背后包围伊斯兰世界。对非洲西海岸的探险便是该战略的第一步[2](p11)。
但是，所有这一切努力到一战前后基本都失败了。葡萄牙退出红海地区，西班牙退出北非，奥斯曼退出巴尔干。退出的地区又恢复了被占以前的宗教信仰，伊斯兰与基督教的空间分域又回到直布罗陀——波斯普鲁斯海峡一线。
由于历史的原因，基督教的传布范围主要以欧洲为限，伊斯兰教主要以中东和北非为限，双方为浩瀚的地中海所隔，本可以相安无事。然，地中海又是内海，其两端的直布罗陀海峡与波斯普鲁斯、达达尼耳海峡均窄可泅渡，于是，这里便成了两大普世性宗教互争短长的前沿。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两处海峡把两大宗教地区粘连成两个分而不隔的大气球，气球甲在一端受到气球乙的挤压，则必然导致气球甲在另一端对气球乙的反挤压，反之亦然。或可说，气球甲在一端的膨胀，总与气球乙在另一端的膨胀相平行。但挤压或膨胀的范围皆不出海峡太远——基督教最远到安纳托利亚和非洲西北海岸，伊斯兰教最远到伊比利亚和巴尔干，而且最终又回归直布罗陀-波斯普鲁斯海峡一线，至少就本文所及的范围看。这样，两宗教在空间上的历史互动便呈现出明显的节律感和规律性，并且令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旦一种文明趋于成型，则其总量大抵形成某种定数，它在一个方向上的膨胀往往伴以另一个方向上的萎缩，这在物质技术尚无本质差别的“冷兵器时代”的文明关系中尤其如此。把这个结论稍作引申，则，即如近代以来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凭借其先期发轫的工业革命成就而在物质的层面上对“非我族类”大行杀戮和奴役之道时，其在精神和道义上的损失，已很大程度地抵消了这种文明所能示人的优越感和力量感。一战以后弥漫于西方社会的没落感、道德沦丧、精神空虚诸现象，以至今天如影随形的恐怖事件，显然都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加以观照。